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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着房贷的 80 后,现在最怕失业

好文分享 墨墨 3个月前 (03-17) 45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

我与曾先生是初恋,他比我小两岁。2003 年,家境贫寒的我高中一毕业,就直奔众多亲戚定居的广州,试图在这个城市里立足。而作为 “小镇做题家”,曾先生 2009 年才从美院毕业。

在曾先生读大学的四年里,每隔一两周,我们奔波在深圳市中心与大学城之间,短暂的会晤让那时的我们无比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,即使是租来的也好。

曾先生毕业后,拒绝了那个地址偏僻但薪水颇丰的工厂产品设计职位,为了我在市内跨专业找工作。在出租屋里蹉跎小半年后,亲戚介绍他到一家硬装公司当现场助理。

那时,我们租住在海珠区泰沙路的城中村里。楼顶加盖的大单间,不到 25 平的空间,被陈旧的家具隔开成卧室、客厅以及厨卫,月租 700 元。打开窗就能与对面的住户握手。

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四年。

当时我在创意园的一家室内软装设计公司里任职物料跟单,工资 1800 元,事情繁杂。每天等到天都黑透了,曾先生在地铁口接到我,我俩穿过边上热闹的小区,一同走回城中村。

买房,对这一年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。

后来曾先生辞去了那份月薪 1000 元的助理工作,在网上重新找工作。之后几年又几度跳槽,先后尝试过玩具包装设计、药业平面设计等工作,每次都坚持不到一年便纷纷落败。

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里,工资开始稳步上升的我不明白,客户的刁难与同事的排挤并非是不可忍受的,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看不到上升空间的职位,才是曾先生最大的顾虑。

那几年,他总觉得人生像一个怪圈,自己是里面被困的蚂蚁。

当曾先生还在不合适的工作里兜转时,以往要好的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:出国的已差不多完成镀金;扎根房地产行业的也崭露头角;创业的好友更是直接买下了第一套房。

而那时我们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,结婚。

频繁换工作的曾先生,成了他家族里的 “反面教材”,说他读了重点大学仍混得不如意。

我的母亲,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,在我们读书时期、爱情萌芽之初,已明确反对过我俩交往。

那几年我借口工作忙,一年只回去几次,每次在家里也只住上一晚。

等到我年岁渐长,错过了相亲的最好时机,母亲被迫默认了我俩的恋情,并催促我们结婚。

我俩又因为经济原因一拖再拖,眼看都快跨过 30 岁大关,到 2012 年才回县城领证。

我们没有告诉多少同学,婚礼上只宴请了发小与一帮亲戚,在平平淡淡中完成了结婚这件事。曾先生跟我说,直到他把金戒指套到我的无名指上的那一刻,仍觉得自己在梦中。

那时曾先生在药业公司里当平面设计员,扣除社保医保后到手仅有五六千元。跟同龄人的有房有车、婚事大操大办相比,我们从恋爱到成婚再到怀孕,只能算是 “出租屋爱情”。

看到曾先生欲言又止,我除了与他十指紧扣外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那时候的我们还不知道,命运会在暗中给我们一击。

2013 年,我如愿怀孕。

曾先生激动得一把抱住我,他想要对我来个拥抱旋转,却被逼仄的空间弄得兴致全无。

大单间里,满满当当塞满了简易家具、锅碗瓢盆,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。

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,隔天跑去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。

如同蚂蚁搬家,曾先生一点一点地把物什搬过去,我想要帮忙,却被制止。有了孩子后,曾先生对我的呵护到了过分的地步,就连我上下楼梯都小心翼翼地扶着,生怕出现一点闪失。

他计划着等我的肚子再大一些,就叫公公与婆婆下来照顾我 —— 身为家中的独生子,他无疑认定父母会乐意来帮忙。孕期三个月,我吐得昏天暗地,公公在帮别人下田干活时突发脑溢血,赶紧从县城里叫了救护车直奔广州。幸好抢救及时,只留下了轻微的中风后遗症。

孕期五个月,区产检建档医院的医生告诉我,胎儿的发育有问题。

医生说,不排除先天性心脏病,建议我尽快去规模更大的市医院里复诊。

确诊那天,医院外头的阳光很猛烈,曾先生事先不知道这回事,并没有陪我一同过去,我一个人坐在走廊里,各种念头纷沓而来,不知道该如何抉择。直至他打来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回家,他好来接我,汹涌的泪水才像找到了出口,一下子倾泻而出。

当他听完消息沉默的时间里,我决定如果他说 “不要”,那就离婚;要,就一起面对。

曾先生哑着声音说:“专家建议要,那我们就要。”

那时曾先生在药业公司里工作满了一年,工资上调了 10%;而我的收入比他稍逊,5000 元出头。原本我们存了七万,准备当首付,在小县城买套电梯房,好让公公婆婆安心养老。

现在,这笔钱成了救命钱 —— 心脏科的专家说,孩子只有生下来,他们才能准确判断情况,按目前的状况来看,他们还是建议要。但决定权在我们的手上。

我们强烈要求公公婆婆来广州,因为只有在广州的大医院里待产,我们才能在孩子出生的同时,找来心脏科的医生从旁协助,孩子必须一出生,就进心脏科里监测。

婆婆以公公的身体不好为由推搪,曾先生态度坚决,却不敢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直到我快到生产时间,他们拗不过曾先生,才不得不下来。

堪堪 50 平方米的两房一厅,两间卧室背对着背。

一间我们住着,另外一间则给公公婆婆住。他们的房间刚好对着隔壁楼的厨房,从窗户里看过去,连人家洗碗盘里放着多少碗碟都数得清。

每天早上五点钟,隔壁那户家人起来做饭,炒菜声、洗碗声不绝于耳。首先是睡眠浅的公公忍受不了,唠叨了几天休息不好,血压又上升了,自行回了老家。

婆婆却没办法对我撒手不管。

她沉着脸,伺候我到破羊水、住进医院分娩的那个晚上。趁着曾先生陪护我时,她回出租屋把行李收拾好,孩子度过了三天监测期、收到出院通知书时,她坚决要带我回老家坐月子。

“月子哪能在出租屋里坐喔!小孙子乖哈,我们回家去。” 婆婆麻利地过来抱孩子。

即使我告诉了她,孩子有着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,她仍觉得这是正常的孩子。

我张了张嘴,想说我们已决定了,曾先生却示意我忍耐。

他咨询过心脏科专家了,只要注意护理,孩子可以半年后再回来手术。

然后他高价打了长途的士,连夜将我们送回县城。

在车上,他的眼神里满是歉意,只因我们在广州没有自己的房子,难以安定。

与此同时,他也作出了未来的职业规划:放弃大学四年里接受的专业教育,放弃目前的职业技能,重新把自己放到新人的位置上 —— 先去报半年培训班,再转行当软装设计师。

那时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,不但硬装公司赚得盆满钵满,连带着室内软装设计也火得不得了。曾先生的母校 —— 广美也应时拓展了室内软装整体配套设计课程。年年回母校看毕业展的他,察觉到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方向,也是他当下唯一的机会。

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,2014 年年中,等我从老家过完半年产假,重新回到广州,曾先生已从一名软装小白,转变成能跟着老师做项目的新手设计师。

同时,孩子的心脏手术也比预期中的成功,既不用进行二次手术,也不用终身服药。他只需要定期检查、细心护理,便有机会健康成长。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命运始终厚待我们。

培训班的老师同时也开着自己的软装设计公司,手上时不时有些项目需要人手跟进。在老师向几个成绩不错的学员抛出橄榄枝,问谁愿意留下来帮他时,曾先生第一个回应。

随着老师交来的项目增多,曾先生的收入也逐步稳定。

我们决定从城中村里搬出去,搬到海珠区旧美院斜对面的居民楼里,好方便公公婆婆回到广州跟我们一起生活。相较于城中村,居民楼也有缺点,辟如在步梯 6 楼顶楼,还有通道已占了房子面积的十分之一,还有那个让人转不开身的洗手间与厨房。

但等夜完全黑下来,站在阳台往下俯视,眼前只有马路上昏黄的路灯映射着地面。凉风习习、万籁俱静,能让人心生安宁之感。

为了这一丝丝微弱的归属感,我们咬咬牙,租下了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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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楼的月租金要 2100 元一个月,次年递加 100,水电费自理。

但那已是附近比较便宜的居民楼了。

公公婆婆依然不乐意,但还是留了下来 —— 在这里,我们四个人度过了大半年带孩子奔波医院与家之间。疲惫和争吵,在每个琐碎的事情中接踵而至。

吵累了,公公会跑到后阳台上坐着,闭目养神;婆婆则收拾起行李,等收到了一半,又扔下来跑开。曾先生看我冷着脸去哄孩子,跟着我进房。他关上门,满眼无奈。

我何尝不知道,将公公婆婆留在这里,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。

对公公婆婆来说,广州是异乡,即使它人情味甚浓,那也不是对他们呈现的。在这座城市里,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认识良久的邻居,搬家,是从一个租处 “流浪” 到另外一个租处。

那是我第二次在曾先生面前掉眼泪。第一次,是在孩子确诊时。

家里的战争呈 “白热化”,我们只好让步,放公公婆婆走,同时放走的还有孩子。

不到一岁的他,只在上车前冲我们眨巴眨巴眼睛,连哭声也没啼一下,不知道分离为何物。

公婆带着孩子走后,家里宽敞了许多,我们也想过要不要回到城中村,但最后还是没有退租 —— 万一有一天,公公婆婆回心转意,愿意再回到广州帮我们带孩子呢?

于是,从那时开始,我与曾先生开始了一年的 “双城” 生活:每个星期五的晚上,我俩紧赶着离开广州,在小县城惯常的凌晨回到小县城,与孩子度过两天两晚的共处时间。

每到星期一,又得在早上五点前强迫自己醒来,洗漱穿衣,赶到县城客运站里,等待最早一班开往广州滘口的汽车。我们如候鸟坚持迁徙般执着,却不懂坚持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。

2015 年,曾先生从老师那离开,进入更正规、更系统的软装公司里任职设计师。

偶尔他会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拿给我看,解释设定的业主职业是什么,爱好与品味又是什么,生活习惯如何。我打趣问他,如果给他一个自己的房子,他希望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?

曾先生顿了顿,环顾承载了我们太多悲欢离合的居民楼,没有回答。

那晚,我对曾先生说,我一定要买房。

等我们去到房地产中介所,真正参与交易时,这才深感自己的天真:2015 年的广州楼价,哪还能跟曾先生刚毕业时的 2009 年同日而语?同一套房子,价格早已翻了两三番。

我们以为的十几二十万的 3 成首付,最后到了 33 万元才能 “埋单”,大大超出预计。

挣扎了一番,被我们签下的 “老破小”,距离地铁站 750 米,仍然是在楼梯 6 楼。不同的是这里 1、2 楼是商铺与停车场,3 楼有一个平台,全栋 9 层高,所以算是中间楼层。

而且这个小区距离医院与超市、学校步行只需十分钟左右,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

最让我们满意的是,70 平方出头的房子,有着三房两厅,前后阳台,浪费的面积几近于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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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的大石地铁站,周边还很荒芜,“死亡三号线” 的人数也还没有 2021 年那么夸张。我们从地铁口钻出来,一眼便望见半人高的狗尾巴草在夕阳中摇曳,好不肆意。

看房时,我俩听着 3 楼平台上小孩子们的嬉闹声,倍感亲切。

业务员对我们报出的价格是 92 万,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,业务员帮我们联系到原业主,她表示最多降到 88 万元,不可能达到我们的心理价位 80 万元总价。

我问曾先生,这合同签还是不签,他果断地说:“签。”

2016 年 3 月,我们重新把老人与孩子接回广州,搬进老破小里,彻底告别了出租屋。

公公与婆婆没与我们多费唇舌,只说如果他们能适应新环境,那就留下来不回县城。

每个月的月供,还要按时还借来的首付款,但看着两三岁的儿子在新房里瞅来瞅去,还主动拉着我的手去给阳台上的花浇水,我瞬间觉得这些年来的苦好像也没那么的苦了。

搬进老破小里,曾先生转入更有市场潜力的家装行业上。

2019 年的秋天,天气还很热,我与曾先生站在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帅府旁边的富人区 “豪宅”—— 那间面积约五百平方米、价值四千多万的低调奢华的临江复式顶层上面,如在梦中。

那天是曾先生从设计公司里跳出来后,自己接的第一个私人软装陈设项目完工的大日子。

我们前后跟进、奔波了一年左右,才拿到设计费九万元。

业主没有过来,锁匙改天才能还回去。

曾先生与我把阳台上略有瑕疵的植物墙一一处理好,然后顺手把所有垃圾清理掉,把留有脚印的地方用拖把清洁了一遍,看我干完活,久久地站在阳台上不动,俯视江边两岸的灯火出神,他便问我要不要拍张照片纪念,我想都没想,笑着拒绝了。

这里又不是我们的家。

即便拍再多照片,也会有着一种虚妄的不真实感。

等拍完室内照片发给业主,设计费尾款到帐后,我们还要从海珠区赶回番禺区大石镇。

穿过那条紧挨城中村的街道,再经过两个三岔路口后,回到属于我俩的 “老破小”。

九万块钱入帐的信息在账户中躺了两个小时,当晚就被我转给了每个借过我们钱的亲戚。

除了还银行贷款,我们原计划要到 2021 年初才能还清这些借款,结果因为曾先生出来单干,倒还得快了一些,提前一年还完了。那晚我们雄心壮志、豪情万丈,以为只要再努力一把,很快就能把老破小给换掉,换到一座有小区配套设施、有电梯可以上下的新楼盘。

结果不久后,疫情来临,别说是私人接单的设计活,就是有着各大地产项目背书的软装公司,也都纷纷倒闭。曾先生一下子成了失业人士,生活又陷入一个新的困局。

幸好我没有冲动辞职,仍留在资本还算雄厚的某设计公司内上班,工资勉强支撑得起老破小每月的贷款与一家人的生活费。我想只要不失业,这次我们也一定能跨过难关。

来源:全民故事计划 微信号:quanmingushi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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